3月28日出版的《瞭望》周刊報道，從全國范圍來看，目前公務員平均薪資并不高，但這并沒包括一些部門給公務員發放的名目繁多的津貼補貼。復旦大學博士孫琳曾專門研究過公務員薪酬問題，據其不完全統計，各地擅自發放的津貼補貼名目達到300多項。

　　300多項名目，是就全國而言的，有的地方、部門“享受”得多，有的“享受”少。我注意到，網上這一新聞后面的跟帖中，有一部分是公務員訴苦的帖子，講自己“享受”得如何少，收入如何低。我不懷疑這些帖子的真實性，但公務員收入高低，不在本文探討范疇，需要強調的只是:即使公務員收入水平需要提高，也不能通過濫發補貼的方式實現。

　　“擅自發放”，這是報道對根據300多項名目發放津貼行為的定性。令人不安之處在于:雖是“擅自”，但多數時候，發放并沒有遇到什么障礙。于是我們關心:一旦有人覺得目前“擅自發放”得還不夠，還想再設幾個名目，誰來制約他?

　　“錢多的多發，錢少的少發，沒錢的不發”，這種津貼發放上的“各行其是”，蘊含著很大的危險。

　　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消費水平也有差距，不同地區公務員之間津貼有所差別，是合理的，也是國家政策允許的。然而，一旦這種差別超出合理限度，則難以被認為是正當的。而現實中，這個“度”一再被突破。近年來，一些發達地區公務員，雖在工資單上“規范”了津貼補貼，但更多直接或變相地發放有價證券或實物。

　　如果說地區之間的差別尚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同一地區不同部門之間公務員差距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同樣為國家“干活”，沒少付出辛苦政績也不差，卻比一些強勢部門公務員收入少得多，這種背離“同工同酬”的結果，任何人恐怕都難說“合理”。

　　短時間內，不滿情緒可以用覺悟戰勝。但長時間的不合理，將導致部分公務人員心理失衡，挫傷其工作積極性。這是“各行其是”發補貼的危險之一。

　　“各行其是”的危險，還在于發放津貼的資金來源。根據報道，這部分資金來源基本是預算外資金，而“行政事業性收費占全部預算外資金的近70%。各種行政收費項目主要集中在建設、工商、房管、教育等部門”這些部門，也正是我們印象中“比較肥”的部門。

　　既然“誰錢多就可以發”，那么，有機會收錢的部門，收錢的動力就更足一點，就會千方百計多收一點?！皥谭ń洕痹谝恍┑胤健鞍l達”，也就不足為奇了。問題在于:如果錢不該收，那么，收錢對被收對象，就是不正當的，必須退還;如果錢該收，那么，收上來的錢不交到國庫而是自己發了，就是個人慷國家之慨，是一種腐敗。

　　既然“各行其是”發津貼有這么大危害，就必須下“猛藥”:和它告別，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