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湖南石門被曝有副縣長11名，隨后，四川巴中市下轄的4個國家級貧困縣再次被曝“超配縣長”，其中以南江縣有10位副縣長為甚?！暗@些都太少了，還是赫章牛??！”有網友近日在天涯發帖說，貴州赫章縣竟有12名副縣長。記者調查后發現，12人中6人為掛職副縣長。8月16日，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接受采訪時表示，“掛職不能算實職”。（8月17日《羊城晚報》）

　　貧困縣的12名副縣長由此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干部配備膨脹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難免讓人浮想聯翩。盡管記者調查發現，12人中6人為掛職副縣長。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說“掛職不能算實職”。但是國家級貧困縣真的需要這么多副縣長嗎？掛職干部雖不占政府職數，工資由原單位發放，但是相應級別的人財物配備與福利待遇不可或缺。官員太多不僅造成機構膨脹、浪費公共資源、增加財政負擔，而且容易造成官員職權交叉重疊、互相推諉扯皮的情況，降低政府工作效率。

　　如果地方擅自違規配備干部，上級整改起來或許不難，難的是掛職干部多由上級派出，美其名曰積累經驗，培養能力。實則積累政績資本，安排相應職位。當地政府即使不歡迎這么多掛職干部，也沒有膽量拒絕上頭的意思。

　　應該說，干部掛職，作為一種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和實踐，在促進機關精簡機構、交流人員、培養鍛煉、招商引資、協調工作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對照貧困縣擁有6名掛職副縣長的現實。不得不讓人重新審視干部掛職的利弊。掛職造成干部配備超標的情況并非一地獨有的景觀。由于干部掛職制度建設相對滯后，念歪掛職干部“好經”的地方不在少數。陜西神木縣曾取消了67名干部掛職資格就是典型例子。據調查，這些掛職干部，有的兼職取酬為個人謀私利，有的賦閑在家吃空餉。掛職干部過多過濫，折射出干部掛職制度的弊端，完善干部掛職制度勢在必行。

　　首先，掛職干部派出單位與接收單位之間銜接管理存在制度空檔。對于派出單位而言，人不在原單位，對掛職干部的管理難免粗疏。對掛職干部的考核評價除了依據其本人鑒定以外，往往只能根據接收單位提供的只言片語評價來認定，或者說通過派出單位偶然跟蹤考察與干部掛職結束時的實地考察意見來評價。對接收單位而言，接收掛職干部或許不是出于本意，掛職干部工作關系又保留在原單位，考慮到干部掛職時間不長，一般不愿給他們分配具體工作。只要掛職干部不給單位添亂就謝天謝地。有的掛職干部儼然成了“掛名”干部。

　　另外，有的地方派出掛職干部并不是因為工作需要，而是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由于公務員退出機制不完善，給富余干部一個比較體面的出路而已。從這個角度講，貧困縣出現6名掛職副縣長并不難理解。

　　除了掛職干部人浮于事以外，由于掛職制度先天不足，掛職干部亂作為的情況也不在少數。與“駐京辦”類似，中央、省市干部到基層掛職，基層官員掛職中央與省市，基本上就是招商引資、要資金要政策的代名詞。還有的掛職干部甚至成了官商不分的紅頂商人，滋生了權力尋租與腐敗行為。國家行政學院龔維斌教授曾直言：“一些掛職干部徒有掛職的空名，成了拉關系、跑項目的聯絡員?！边@不僅歪曲了干部掛職的本意，還造成了新的社會不公與權力腐敗。

　　因此，透過副縣長“泛濫成災”，掛職干部滿天飛的現實，檢視干部掛職制度的缺陷，規范干部配備，很有必要。一方面，要完善掛職干部制度設計，落實掛職干部管理的銜接問題。避免掛職干部過多，人浮于事，造成干部配備超標，增加納稅人負擔。也要防止對掛職干部管理粗放、考核不嚴，掛職干部徒有虛名，賦閑吃空餉。另一方面，干部掛職制度的現實意義值得審視。干部掛職到底是為了培養鍛煉干部，促進人員交流，交換思想；還是為了鍍金增加資歷、分流富余人員，爭奪資金、項目、政策？這個問題需要從制度層面正本清源。